因为如前所说,紫帐汗国自己,其实也是小族临大国的统治方式。
相比而言,他们的优势,大概就是欧洲人并不在乎这个问题。
古罗马自己,早年也是少数公民统治整个地中海,后来渐渐放开了公民权。而后世的欧洲国家,更是完全不在意这些。连最为“本土化”的法国王室,祖先其实也是从东法兰克来的。
另一方面,欧洲人似乎也没什么“法统”观念。他们的国家并不和某个文明一一对应,使用的合法性叙事,和中原也并不是一套逻辑。现在这些人追求的,最多也就是简单的“蹭罗马热度”。
相比而言,清朝的文化水平很高,残暴程度在这边,也根本不算什么事。要是放这地方,妥妥的是高合法性王朝。
至于宗教那就更不是问题,学习好笔友法国人,把教宗抓一回就行了。甚至可以规定,今后教宗选举都得抽签。这下好了,不仅合法,还很民主了……
真正令人纠结的地方,是紫帐汗国想学习中原模式,建立强大稳固的根基。但汗廷又畏手畏脚。一方面,是因为中原的一些文化概念在这里水土不服,找不到对应的东西;另一方面,也是自己的问题。
乾隆当年的论证,其实是钻了个定义的空子:在明末,辽东也被称为三韩。
对于这个情况,可以参考当年顾炎武的记录。据他说,自从天启年间,辽阳丢失之后,朝廷里的奏章之类的文书,就有称呼辽人为“三韩”的,目的是为了“外之”——也就是传统的开除汉籍行为。
通过论证当地是韩,不是汉,可以证明朝廷没有丢失重要地区,之前的失利都是小问题,局势依然尽在掌控。
而之后,辽人也开始自称三韩,以此来“自外”。连当地官员都这么称呼。毛文龙的上书里都直接说要用两年时间,“平辽灭奴,复三韩之旧业”,可见这已经成为通用的代称。
而乾隆则把这个引申的“三韩”和史书上的三韩强行联系起来。他发现,古代马韩各部里,有个叫“爱襄国”,和“爱新”谐音,所以就认为这是自己家族的出处。另外,他还认为“三韩”其实就是“三汗”,意思是三个汗王统治下的各部,说明那时候就有这种称呼了。
通过两次使用谐音梗,乾隆才完成了一系列的论证。
而紫帐汗国这边就简单多了,他们真的是外来户,打起本地土贵族毫无负罪感。当然,这也导致他们和当地势力格格不入,人家基本上都是把他们当天灾看的……
郭康给脱欢、李玄英等人讲过后世的“黄祸”概念,说欧洲人对东方的排斥有多大。然而,那几人不但不觉得这是污蔑,还很高兴,觉得这个词很帅,一听就非常霸气。
脱欢告诉郭康,蛮族的特点就是畏威而不怀德。让他们保持冷静和敬畏,唯一的方式就是揍他,给他打怕了就行了。说白了,人家就吃这套。
不过郭康对此还是不太满足。
他觉得,只靠征服和战胜蛮族还不够,还得考虑之后的策略。吴起说:“战胜易,守胜难。”怎么利用盛势扩大自己的势力,才是最重要的。
紫帐汗国之前的经营其实还不错,但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,而是一系列被动的应对,纯粹是被恶劣环境和军事压力逼出来的。
早年的世侯们,其实也是“夏君夷民”的态度,对于自己治下的百姓,同样觉得这就是开始接受教化的蛮夷,即使他们相互之间算是很团结,这种态度也一直存在。至于南边正在打内战的拜占庭小国,大家更是不怎么当回事,甚至都没几个人去关心。
作为汗廷里当时少有的文化人,郭盖对于寻找正统、兴亡继绝,有着很大的兴趣,也是少有的从那时就开始寻找合适宣称的人。之后的发展方向,与其说是国策,不如说是郭盖个人的“精罗”行为。直到现在,郭康都怀疑,这是郭盖因为远离故土,非要找个替代品的结果。
实际上,按家里的说法,当年伯颜帖木儿等人,是提出过让郭盖找个儿子去跟希腊人联姻的,但郭盖不愿意,结果伯颜帖木儿才安排了自己儿子顶上。这件事细想起来,其实也是挺值得玩味的。
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,国家越来越大,终于成为了值得周围一众强国首先关注的眼中钉。同时,汗国内部的矛盾也愈发激化,草原贵族们的步步紧逼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最终,这两种矛盾以最激烈的军事对抗形式爆发,带来了紫帐汗国历史上最危险,但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。
在战前,紫帐汗国的核心地区,其实不像这个时代的罗马,也不像旁边的金帐,反而有点像元朝。他们也是一个大汗和一众垄断武力的汉人军头,统治各种各样的民众。统治者认同的,是套了一层汗国皮的汉文化。
当然,非要说是像古罗马也行,反正古罗马也确实是这种西周式国家,和当今的罗马差别颇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