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面，当时“中吹”横行，学者们纷纷谴责教会束缚科技进步，亚里士多德祸害欧洲上千年，认为必须学习东方先进文明才行。

那会儿的欧洲先贤们，发表的吹捧东方的话，郭康前世的人估计都受不住。哪怕放到现在，塞里斯依然处于世界巅峰、人们也确实看不起蛮夷的时刻，都会让人觉得尴尬。

到过中国的传教士，经常发表非常直白的称赞。意大利传教士马菲就称赞科举制，说那里没有世袭贵族，让每个人都成了自己命运的“奠基者”。

法国传教士李明说的更直接，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因为要参加考试，而勤奋学习、增长智慧，杜绝了欧洲人那种无知和懒散的状况。没有了世袭制，还能让皇帝得以撤换不胜任的官员——这正是欧洲国家一直追求，却没能完全实现的。

另一方面，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则认为，有功名的士大夫和尚未取得学位的学子，其实都属于贵族。不过这种贵族依靠学问而非世系，所以明显更先进。

欧洲本地的学者们得到了传教士带来的信息，也纷纷投入研究，一时蔚然成风。

魁奈十分推崇孔子，直言：“一部《论语》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。”他认为想要让国家繁荣持久，就应该效仿中国，因为它是依照自然法则进行治理的最佳榜样。据此，魁奈写成了一系列专著，提出了“重农主义”概念，甚至专门把出版地点标为“bj”，以此强调重要性。

重农学派不仅是民间思潮，也对整个法国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魁奈因此被法国人敬称为“欧洲的孔子”。

魁奈之后，重农学派的又一个代表人物杜尔哥，干脆公开声称，中国的农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农业都发达，不是因为他们技术先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优越：中国人团结一心，传承着祖上一代代保留下的充满理性的制度；而欧洲人的法律里，却全是欺诈和诡计。可见，欧洲农业不行，都是体制问题，就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能解决的。

而且，由于欧洲人普遍没有见过这种采用科举制、官僚制的文官政府，因此对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词。

伏尔泰发现，官府衙门能做到一级从属一级，管理一切，而且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。对此，他称赞不已。

他还宣称，中国皇帝一方面是专制的，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学家型官员的限制和指导，这些官员“为民父母”，提倡“以民为本”，代表人民的呼声，堪称最好的政府结构。

另一位学者基尔谢干脆认定，中国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。因为它由学者统治，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，因此一定是个快乐的王国。

卢梭也称赞中国的种种政策和法律。他发现，在中国，连米价的过度昂贵，都会影响行省总督的政治前途；而一旦发生民变，当地官员必然会倒台。皇帝经常在官民冲突中支持人民，为此不惜处决激起暴乱的官吏。

卢梭认为，这表明中国民众和皇帝的素质都相当高。公众从不无故滋事，而且相信皇帝能公正判决；皇帝也相信民众总是出于公心，每次都能发现民变背后的冤情。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制度。

对此，狄德罗也表示认同，并他的《百科全书》中称赞中国的政治思想制度，和儒家的道德哲学。他表示，人们一致认为，中国人历史悠久，精神高尚，艺术精湛，才智出众，政治清明，还具有哲学素养。因此，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，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。

而其他一些人，则认为他这说的太自傲了。同为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在《社会体系》中，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把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。这个国家能兴盛这么久，就是告诉人们，繁荣必须依靠道德。所以，他认为，中国的道德原理和政治体系才是社会制度的最好范本。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。

至于原因，伏尔泰也进行了分析。他观察到，中国的皇帝和官府非常重视兴建公共设施，维护公共利益，进行修桥铺路、开凿运河等工程，给人们带来方便。而这背后的原因，伏尔泰归结为，是中国的父权制在起作用。

他认为，和其他文明不同，中国的父权没有受到过削弱，子女对父亲的“孝”一直是国家的基础。所以，中国的政府当局才爱民如子，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。

为此，伏尔泰还跟踪了当时的东方新闻，总结之后认为，新皇帝雍正爱法律、重公益，超过他的父亲，以至于“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”。皇帝还奖励勤劳和孝顺的农民，亲自审阅重罪案件，显然尽到了君父的职责，证明了他的理论。

至于更深层的原因，伏尔泰认为，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，产生了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。所以应该学习谁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他说的还比较委婉。另一名学者普瓦维尔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