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哪一点激进？”
赵骏问。
范仲淹从旁边的桌子上将赵骏给的资料拿过来，翻开一页道：“开展全国治理，要求各地官府清查地方地主恶霸，一旦有那种为非作歹者，手上沾了人命，欺压百姓、横行乡里、无恶不作，一律处决，没收全部财产，转为官府公田，低地租租给无地百姓。”
“有问题吗？”
赵骏纳闷道：“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必须要维护国家的法制，也必须要维护农民的利益，而且长时间固定扫黑除恶，是有助于国家稳定。”
“但你要考虑到实际情况，你们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大不相同，而在大宋，即便是地方官府严格执行，可派去执行的人员却是与地主恶霸勾结极深的本地胥吏。”
范仲淹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道：“按照后世的话来说，咱们基层的掌控力远远不足，一个县的官员需要靠这些胥吏去执行公务，那么出现包庇、隐瞒也是迟早的事情。”
“这一点我当然想到了，你以为我出去这几年白跑的吗？怎么不知道地方胥吏的危害？”
赵骏笑道：“对于这样的上下结构，我早已经研究过。要想瓦解地方胥吏，就必须从三方面着手。”
“哦？”
范仲淹来了兴趣道：“哪三方面？”
“第一是必须要给予他们收入来源，第二是需要给予他们上升空间，第三是给予他们监管力度。”
赵骏说道：“这些庞大的胥吏并没有纳入朝廷的俸禄体系里，收入全靠吃拿卡要，而且没有上升空间，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，看不到希望，那自然会自甘堕落，但有了收入保证，有了上升空间就不一样了。”
“你是指两税制，还有胥吏考核？”
范仲淹想起了赵骏在改制当中提到的另外几个东西。
“不错。”
赵骏点点头：“税务以后改为国税和地税，地方税务留下作为地方开支以及胥吏工资，胥吏当中优秀者可以被县令推荐前往州府参加考试，考过者再来汴梁继续考试，过试者就能入仕为官。”
国税和地税两税制度就不用多说了，胥吏考核跟后世公务员考试不同，而是根据汉代察举制以及唐宋科举制结合出来的产物。
汉代如果有胥吏干得好，就会被州府推荐做官，这种形式叫做举茂才。
科举则是考进士。
但汉末这种举茂才的形势已经形同虚设，察举上升通道往往被豪门贵族垄断，当时有“举孝廉、父别居。举茂才，不知书”的说法。
所以赵骏把二者结合，让地方县令推荐优秀的胥吏参加州试，也相当于科举里的乡试。过了州试就能参加吏部组织的会试，考过了就能享受进士待遇，入仕为官。
如此一来，由于地方县令几乎没有能量插手进州府与京城会试的考试级别，通过州试和会试，就杜绝地方县令推荐亲属，徇私舞弊的做法，很大程度上能够选拔一些较为优秀的胥吏人才上来。
当然。
由于庞大的胥吏集团有不少人明明非常优秀，但家境贫困读不起书，文化水平不一定高，因此必然要降低文化难度，以实干为主，学识有一个宋朝秀才水平就差不多了。
相比于死读书，赵骏更看重的是实干能力。
“嗯，这么一想，由于胥吏被举荐的资格掌握在县令手里，又有了地方上的收入，与地主恶霸勾结的可能性确实小了许多。”
范仲淹觉得赵骏给出的东西还挺像那么回事。
“但也就是一时有用吧，这样县令就掌握了地方胥吏的上升通道，势必造成县令对这些人有极大的影响力，若是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勾结地方县令，那危害就更大了。”
赵骏摇摇头道：“所以高级官员一般五年一任还是不能套在州县的下级官吏身上，就以三年一任比较好。三年一般也能做出成绩，且和地方牵扯没那么深，通过地税和胥吏考核，希望大部分地方县令把握住机会，铲除地方毒瘤吧。”
“那监管呢？县令本来就很容易被胥吏欺骗，如何能监管得到胥吏？”
范仲淹又反问。
“农会。”
“农会？”
“不错。”
赵骏说道：“各县应该组织清点每县具体人口，乡镇分布情况，以村庄距离为界，允许村民组织农会。农会成员必须是只有一户拥有二十亩土地以下的中农、贫农以及雇农组成。”
“它的作用是什么？”
“自然是帮助地方官府监管地方，间接达到监督的作用。”
“你这就扯淡了，先不说农会听不听地方官府的命令，万一百姓拉帮结派，岂不是更容易出现起义的状况？”
范仲淹表达了不满。
古代社会权力不下放到基层，而是由地方乡绅、地主、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如果让百姓自治，一旦天灾年月，那么多百姓聚众抱团，很容易造成起义。
所以这个策略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然而赵骏也有理由的，他说道：“这是我根据实地考察出来的结果，我发现地方上百姓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，只是受到的束缚太多，生产力提升不上来。”
“若是组建农会，农会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，